本报记者 石健 北京报道
近期，美国“对等关税”引发全球性经济波动。在此背景之下，我国应采取怎样的政策稳住外贸？又应该如何扩内需、稳外需？针对一系列问题，《中国经营报》触角“零观财经”栏目，特别邀请到了远东资信首席宏观研究员张林，对上述问题进行深度分析。
张林认为，“对等关税”的冲击是全球性的，我国需要立足扩内需和稳外需，才能够支撑经济长期向好。其中，在扩内需方面，应该重点将视野放在提升消费上来，尤其采取措施提高服务业占比和提振服务业消费。在稳外需方面，重点是推动产能和资本走出去，升级出口新格局，继而能够畅通海外收益的增加和海外市场的扩张。
扩内需：挖掘消费的增长空间
事实上，从2024年年末开始，就有多家研究机构对美国的关税政策做出预测。其中，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估算数据显示，如果美国对我国出口的全国商品加征60%的关税，将拖累我国2025年出口增速下降1.37个百分点，就业率下降2.18个百分点，经济增长下降0.81个百分点。
截至目前，美国对华加征“对等关税”已经累计高达125%。对于此次“对等关税”可能产生的影响，张林认为，中国出口美国的产品主要分为两部分，一是比较高端的消费电子、机械装备等产品，二是较为低端的家具和家居用品，以及玩具、塑料等。其中，第一类产品的毛利率最高能够达到30%，而家具、玩具之类的产品毛利率不足10%，甚至难以超过5%。“对于为什么要提到毛利率的问题，因为出口过程中，美国加征的关税是由美国的进口商直接支付的，这时美国的进口商可能会向中国的出口商进行压价，也就是说通过压低他国的价格，形成本国关税的收入。”
不过，在张林看来，这种压价幅度是有上限的，结合中国向美国出口商品的毛利率来看，这一压价幅度最高就为30%，如果压价的幅度超过30%，出口商就没有利润了。所以无论后期“对等关税”如何升级，也可能只是一个象征数字。
张林认为，“对等关税”当然带来外需领域的压力，但也有可能为彻底缓释国内内需不足的问题提供了催动力。
张林表示，其实扩内需可以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期间，当时的《政府工作报告》就提到了“扩大内需”的概念。我们可以将内需分为投资和消费两部分。
从投资端看，投资分为基建投资、房地产投资和制造业投资。一是基建投资，目前主要包括新基建投资和“两重”投资，这些领域还有增长的空间。二是房地产投资，但随着房地产市场处于库存消化的周期，难以有较大扩张空间。三是制造业投资，最近几年，我国在新兴领域，如高技术制造业以及设备更新等领域的投资增速还是比较快的，这也是有力的支撑点，但是也应当注意制造业投资可能又会进一步转化为产能，从而加大供需失衡的问题。
所以，在张林看来，扩内需最具潜力的领域还是在消费端。目前来看，我国的最终消费占比在全球排名中是较低的。我们也看到，《政府工作报告》中将提振消费放在突出位置，并且提出了一揽子的促消费政策。
对于中国消费领域的短板，张林认为，主要是服务消费有较大提升空间，比如医疗、教育、养老、文旅等领域。“当然，消费的提升离不开收入的加大，除了政策提供的补贴之外，更重要的在于提升我国的服务业占比，从而提升服务就业人群的收入，这一过程中亦离不开促进民营企业健康发展。”
稳外需：让产能和资本走出去
就目前来看，虽然美国加征关税是全球性的，但各个经济体的反应是不同的。比如针对美国的“对等关税”，欧盟、加拿大等经济体态度是比较强硬的，采取了反制的措施。张林认为，这意味着这些经济体从美国进口商品的成本是提高的，与此同时，这也就形成了中国出口的机会。“因为中国的产品质量和价格都是有优势的，中国的出口商要积极地向欧盟和加拿大等经济体寻找业务机会，去替代美国的出口。当然，从政策层面看，我们也要加强和欧盟、加拿大等经济体的贸易往来。”
张林表示，同时还应该将视角转向东盟国家。目前看，一些东南亚国家对美国的“对等关税”做出让步，这就为中国产能和资本向这些地区输出提供了契机。“这些年我们的‘产能出口’已经很有起色了，接下来应该加大东南亚国家的布局。”
张林还提出，中日韩三国的自由贸易协定在未来还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。作为东北亚最主要的三个经济体，中日韩三国的经济往来十分密切，三国的经济增长潜力和对地区、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也是有目共睹的。以2023年为例，中日韩三国的国内生产总值、制造业增加值占RCEP区域的比重高达80%以上，贡献了亚洲经济增量的70%和全球经济增量的36%。若自贸区能够完成建设，三国在相关经济领域的规模和发展潜力将更加巨大，对世界经济发展的贡献率也将进一步上升。“不过现在三国之间的贸易依存度只有不足20%，相比之下，北美的自由贸易区贸易依存度超过40%，而欧盟的贸易依存度则接近70%，所以未来中日韩三国的贸易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。”
在张林看来，贸易领域也有进一步升级的空间。“中国的产能和资本要走出去，一方面我们要依托‘一带一路’，将我们的基建产能进行转移，在外部打造空间区域。以前我们的基建走出去基本是去往非洲，但是这些年我们的基建输出转移到亚洲，如“中亚斯坦国家”和中东等一些相对发达的区域。在这一过程中，我们的基建输出，已经从简单的承包建设慢慢转向了管理、融资和运营的模式，这就是基建产能走出去的模板。从资本出海来看，我们都知道日本在上世纪90年代经历了房地产泡沫，这也被称为日本‘失去的20年’，不过，我们可以从数据看出，虽然日本的经济增速降下来，但日本国民的日子过得还是不错的。这个原因在哪儿？在于日本注重海外投资，2024年日本的海外投资收益大约在40万亿日元，相当于日本GDP的6.6%，这就是日本能够维持竞争力的原因所在。回看中国的发展，我们的扩外需也将面临一个更广义、更深层的格局，需要我们将产能和资本走出去。”
（编辑：李晖 审核：何莎莎 校对：颜京宁）